上层建筑的选择同贫富悬殊的解决交织在一起。
先从处于最低级的团队（Stage 1）说起。他们中的有些人可以登上事业的巅峰，比如成为诺贝尔奖得主，或是世界冠军，但他们总是很难和别人合作。
他们用来掩饰自己无能的最好办法就是装得老于世故。但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你很难选择自己的同学、同事、邻居。有三位管理学家，Dave Logan、John King和Halee Fischer-Wright合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部落领导力》（Tribal Leadership）。朋友太多，你会觉得疲于奔命。这20-150人，是你的圈子、你的部落。
传染病吗，我们现在还顾不上近几年政府与国企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进一步增加，导致部分行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。 政治：我主要强调法治，很少讲民主 卢雁：除了经济，你还关心什么问题？ 李泽厚：你去查查这几十年我的访谈，我强调法治，很少讲民主，我始终认为法治是最重要的，例如强调程序法，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，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，等等。
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，我一直主张中央集权，这与很多人争论过，有案可查。卢雁：那你对今天中国的法治现状如何评价？ 李泽厚：2010年我在与易中天的对话中就说过：现在经济大发展了，某些领域却停滞或倒退。权力大，很多事情就很好办。中国的道路怎么走，我依然赞成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，没有既定方法论
李泽厚：总的来说，《决定》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，有点出乎意料。权力大，很多事情就很好办。
当然现在还处在探索阶段，还没有建立，但这个走向是明确的。我的态度和以前没什么变化。但我不愿意吹毛求疵，对这么大的一个《决定》再吹毛求疵，我自己就变得十分可笑，有这个《决定》已经很不错了。只要还受共产党管，但不受同级党委管，这就是很大一个进步。
这些年国进民退的状况必须扭转，我听说之前民营资本很担心自己哪一天就收归国有了，尽管有《物权法》，但《物权法》当时颁布也有很大阻力。当时反对的人非常多，其中包括一大批党内高级老干部。我认为这是继邓小平的改革和中国加入WTO之后，对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步骤。 执行：难在执行，关键也在执行 卢雁：刚才你讲中国现在还处于争取开明专制的阶段，你认为现在的政府是这样吗？ 李泽厚：首先要谈一谈为什么我宁愿支持开明专制？因为一个要垮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强。
卢雁：为什么你认为经改的阻力非常大？ 李泽厚：我们可以回看邓小平的改革，包括两个部分，一个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一个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。1992年我到美国定居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说：共产党如果能够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，中国就有希望。
不必对敌情估计过高，几个秀才凭点激情造不了反，中国这么大，每天有地方有人闹事也不奇怪，过度管控媒体，反起负面效果，整个社会及各阶层生活都在或都有改善，真正大规模流血造反不大可能。正如黑格尔的差异就是矛盾理论，上面出现差异，发展到下面就是矛盾和冲突，所以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核心。
以前也有过一些好决定，但实行不了。所以空谈个人自由没意义，国家权力也是，都是空空洞洞的词汇。近20年来，我一直在讲，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，如果这个《决定》能够执行并完全实现，这是中国走自己的路很大的一步。过犹不及，水至清则无鱼，太苛严即使怨而不怒，也会挫伤行政效率和干部的积极性。一切需要水到渠成，水就是经济，经济还没非常好就搞那套，反而把经济搞砸，大家一旦饿肚子，国家就会乱。因为中国有十三亿人口，如果完全美国化，对人类是个巨大的灾难。
卢雁：所以你说过中国民主的门是慢慢挤开的，不是一下子冲开的。现在有些规定似乎有点太细太苛太死板，开头可以严一些，若制度化就得注意度的艺术。
这次《决定》主要也是谈经济问题。为政难，并不止于得罪巨室而已。
其中主要就是指司法倒退。卢雁：我记得你是反对新权威主义的，这与你主张的中央高度权威是否矛盾？ 李泽厚：我有一个前提，绝对权威只能维持一段时间，而且不能大肆提倡，你在理论上巩固这个是不行的，中国有些事只能干不能讲。
但如果是通过整顿干部作风为进一步改革立威，走向制度建设，遵循法律办事，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，让官员不敢不听上面的，使这个《决定》有执行的力度，才能保证改革方案的执行。卢雁：你把《决定》和改革开放、加入WTO一起讨论，你是从经济的视角去看《决定》的？ 李泽厚：我不是经济学家，也不懂经济学，但我很早就提出吃饭哲学，我关注经济发展，30年如一日。（详见2010年与易中天的对话） 学界有人批评我，说李泽厚不谈民主宪政。我也一直非常赞成邓小平说的经济发展是硬道理，我说过其他都是软道理。
卢雁：那你对今天中国的法治现状如何评价？ 李泽厚：2010年我在与易中天的对话中就说过：现在经济大发展了，某些领域却停滞或倒退。你搞市场经济，不把民营经济扶持起来怎么能够市场化？所以这次决定重视民营经济，这很好。
李泽厚：我不同意这种看法，这是非常幼稚的抽象谈论。（卢雁 采写） 进入 李泽厚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经济改革 。
我对邓小平的评价一直很高，80年代，搞政治改革他也讲了，但你若打乱他的步序，他是打仗的，他是不干的。我不否认我是唯物主义者，人不吃饭是不行的。
这些年奢靡之风官场是越来越严重了，这样搞一下很好。中国传统讲生生之谓易，在保证生存、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有精神世界。现在中国还处于争取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的阶段，这是我去年18大前讲的。所以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是有道理的，我希望下一步走得更好。
《决定》里关于法治的还提到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，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，完善主审法官、合议庭办案责任制，让审理者裁判、由裁判者负责等等，如果能够真正实现，这就是很大的进步。 政治：我主要强调法治，很少讲民主 卢雁：除了经济，你还关心什么问题？ 李泽厚：你去查查这几十年我的访谈，我强调法治，很少讲民主，我始终认为法治是最重要的，例如强调程序法，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，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，等等。
李泽厚：我1986年在哈尔滨讲的，一冲就坏了，你一冲，门就关上了。卢雁：经济改革中你最关注什么？ 李泽厚：这次《决定》里强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，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所有权同样不可侵犯、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，我非常赞成，也是最近几年我在访谈中一直强调的。
无政府是最可怕的，因为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情。中国人没宗教狂热，还是重视讲道理的。
